伯特兰·罗素,英国哲学家,是20世纪声誉卓著、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之一,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20年,他来到中国作了一年的讲学,对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性格特征、行为习惯等作了大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他以自己特有的睿智、远见和洞察力,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和文明作了深层的分析、透视,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评析了中西文明的特征、优劣和价值。他当时在中国各地的演讲以及回国后不久就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后来结集为《东西方文明比较》),受到我国进步人士的热情欢迎和赞赏。孙中山先生称他是“唯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
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的《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罗素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他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性格品质上的明显差别表现在:西方人生性好战喜欢竞争,中国人气质平和,安于现状;西方人爱权,中国人爱钱;西方人重视人际交往的直率,中国人讲究人际交往的客套;西方人办事倾向彻底,中国人办事喜欢妥协;西方人崇尚变革,中国人易于保守;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突出优点是对生活目标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效率的品质,而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
在本世纪20年代,也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年代,罗素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作了许多天才的预言,现列举以下几段。
罗素在《中西文明比较》一节中写道:
“……中国的学生很能干而且特别勤奋,中、高等教育苦于缺少资金,缺少图书馆,但不缺乏最优秀的人才资源。尽管迄今为止中国文明在科学方面有缺陷,但它从来没有包含任何敌视科学的东西。……我敢断言:假若中国人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充裕的资金,那么在未来30年内,他们将会在科学上创造出引人注目的成就,他们很可能会超过我们,因为他们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具有民族复兴的热情。”
我们到了1949年才有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关于拥有充裕的教育资金,现在恐怕还没完全做到,但中国确实已在科学上创造出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说:“古老的中国本土文化与艺术已不像过去那样具有生机,孔子的儒教已不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需求了。凡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外来的新因素来振兴他们的传统文化,因而,他们开始转向西方文明,渴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新的活力。但是,他们并不希望创建一种类似我们的文明。他们希望开拓一条更为理想的文明之路。假如中国人不被煽动尚武精神,那他们一定会创造出一种更加灿烂的文明。这种新文明将比我们西方人现在所能创造出的任何文明更令人神往。”
罗素在《中国人的文化问题》一节中又说:“我相信,假若中国人能自由地从我们西方吸收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抵制西方文明中某些坏因素对他们的影响,那么中国人完全能够从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的发展,并能结出一种把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优点珠联璧合的灿烂成果!”
中国人应不应向西方学习,应该怎样学习西方,中国人自己争论、探索了半个世纪,现在我们似乎已找到了正确的办法,而这种办法20年代罗素就已经提出并说得非常清楚了。罗素提到的“尚武”精神,是指当时的日本而言的。他认为日本人在学习西方优点的同时,也学会了西方的好战、好侵略的缺点,他认为这种东西不利于中国创造新文明。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中国人没有向西方人学习这种“尚武”精神,当然也不会重蹈日本成为战败国的覆辙。中国人正像罗素预言的那样,正在开辟一种更加灿烂的不同于西方的新文明。
“中国理所当然地实行变革!”罗素肯定地写道。他又在《中西文明比较》一节中说:“……中国人认为维护自我和支配他人是罪恶的,中国人几乎没有西方白种人那种对其他民族的的人民实行集权统治的欲望。……中国在世界上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归于中国人的美德。中国人本质上有一种宽容和友好的态度,他们表现出谦恭有礼,并希望别人礼尚往来。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他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中国人的某些行为方式,但大规模地改变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却是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中国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进入现代文明国家行列之后,仍保持一腔宽容友好的和平心态,反对战争,保卫和平,那中国肯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国家总想支配他人的缺陷。
罗素在《中国人的性格》一节中写道:“中国只要在改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同时结合移民和大规模的控制生育,是永远可以消除饥荒的。”他这里提出的计划生育观念,比马寅初“人口论”中的计划生育观点早了几十年。
在同一节中罗素又写道:“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除了有点懒散和缺乏激情外,大凡聪明能干而又多心多疑。但是,这只是他们性格的一方面。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很会狂热激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集体的狂热激动。……正是中国人性格中的这种因素使他们变得不可捉摸,甚至对中国人的将来也难以预料。你可以想象他们中一部分人会变成积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勇敢无畏的抗日救国者、狂热的基督教徒或狂热地献身于某个最终宣称自己为绝对统治者的领袖。……”
罗素的这些言论都写于1925年以前,他能预料到中国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预料到中国可能会发生的抗日战争,预料到没有外国人奴役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命运主宰者的诞生!
(摘自《炎黄春秋》1998年第3期,岳健国文。)